你是我的远方

 

(此图为作者母亲)

作者:白晶

                       

    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人,事,物或者地域,都会被自然和人为所使,产生距离。而成为远方的距离,并不仅是阴阳两隔或天各一方,也不仅是你能够再度重游的故乡,你所钟情的某个向往。

但母亲,却成为了我们的远方。

与她相濡以沫几十年的我们的父亲,她所生养的几个儿女,尽管每天都围着她团团转,和她近在咫尺、朝夕相伴,也都成为了她的远方。

这一事实存在后,让我们全家人疑惑、焦虑、不知所措。

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取。

眼睁睁看着母亲每天如同睡梦中刚被惊醒一样,不知身在何处,面对的是谁。形形色色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交替地在她认为的时间、地点缠绕着她。死去多年的人、现在活着的人,都带着各自的故事,被母亲煞有介事断断续续地讲述着。

 看到自己的双亲衰老下去,本身就是很难过的事情,再加上他们身患的疾病正摧毁他们的身心,在药物效用低微的情形下,我们的神经几近崩溃。痛心的同时,做为他们的儿女,终究没有被这无可回避的难题击败,我们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学会了振作、学会了担当,相互鼓励,来应对眼前的困境。也因此懂得了,生命,永远无法抵达纯美的境界。

对于母亲每天可能出现的不同状况,母亲的儿女们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像士兵一样,冲锋陷阵,来迎接这场持久战。

我们几乎没离开过父母家。节假日更是全天陪伴,且必带他们出游。精疲力竭,是大家共同的感受。我和小妹还有大弟媳则每晚轮流住在父母家,利于生活起居上全方位照顾他们。这样,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当班”经历。

我们几个不停地变换面孔出现在母亲面前,母亲有时分辨不出谁,时常把我们叫错名,认差辈份,或者当成保姆。最可怕的是,把我们当做是父亲新娶来的后老伴儿,或者当成她自己的后妈,做好的饭菜,递给她后,见你一转身,就被她倒在了地上。还恶狠狠地来一句:“坏女人,把下毒的饭给我吃。”

也许因为是长女,疼爱多,印象深,母亲是最后忘记我的。

偶尔认出我时,能说出我的大名和小名还有工作单位;认不出时,就唤我“妈”、“婶”、“姐”,我问她:“为什么总把我当成你的长辈呢,是我长的比她们老吗?”母亲则笑答:“因为你性格好。”

我们三人几乎是在重温着初为人母的感觉。

母亲生活不能自理,对待所有事物都把她当做幼儿一样。稍有迟缓,她就会出现问题。把胳臂伸进裤腿里,或穿上四双袜子,或者把餐巾纸当菜放进口中。照看母亲日常起居都还是小事,让我们无奈的是:母亲经常夜晚无眠,说话、拍墙、唱歌,从床上无数次地下来,晃晃荡荡走向黑夜,说是找她的爸妈,亦或找她的孩子去。如果你带着愠怒的口气阻止她,反而会招来她大声训斥、指责。第二天,提起前一天情形时,母亲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脸斯文,却决不承认她做过的一切。

 疾病,让母亲深陷其中,毫不自觉。我们看母亲,身在福中不知福,身在苦中也不知苦,以为难得糊涂,未必不是件好事儿,可细想,母亲失去的是天伦之乐,再不能和这个世界相呼应了。

母亲病后,我零零碎碎记录下许多母亲的异常言行,并标上题目《陪护日志》。思虑着,有一天,可能有谁会遇到这类病人,为之提供些许经验。同事老金曾借给我一本描写国外男性老人身患阿尔滋海默症的书,这种病的症状,没有因为是男女和国界而有所区别。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在书中说过的一段话:“有时候,我们会遭遇一些我们无法解释也无法阻挡的事情。这事偶然让这个人遇上了,而别的人没有遇上,为什么呢?这是个谜。”如果用佛教来解答,世间所有的一切则不存在巧合或偶然,所发生的一切皆为必然。

    到我当班, 母亲对我发飙时很少,她常常表现得态度温和,需要帮助,她会用轻柔的声音尊称我为“妈”、“大姐”。每当我要上班,她就要随我一同去。有一天,中午下班回父母家,我把外套和包脱下放到椅子上,准备做午饭,当我回身时,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我分明看到了老年的自己。只见母亲把我刚刚脱下来的大衣和包全部披挂在身,正踩着我的高跟鞋在客厅里悠然迈着步,口中还念念有词:“我得上班了,交党费去。”母亲是全家第一个党员,退休已二十多年,病前病后,她始终记着党费这件事。一看到电视上播放打枪放炮战争镜头,她就会一本正经地问我父亲:“我机关没事儿吧?我不用看看去吗?我的党费该交了吧?”这也许和母亲工作时所担任的职务有关,母亲曾是单位的会计兼支部书记。听父亲讲,母亲一向严肃认真,对发展党员要求很严格。据说,母亲担当支部书记期间,她们单位只发展了一名党员。

     前两年,母亲还记得家中所有人,用一个白纸盒,写上了她有限的朋友圈中亲友的名字和电话,字写得刚劲有力。从母亲的字体上,能看出几分男人性情。写出的名字一般都是简称,唯独把我的大名小名都写上,而且放到最前面。父亲告诉我,我的学名和乳名都是母亲亲自起的,其他弟弟妹妹的名字明显带着没太走心的意味。而现在的母亲,只会说出自己的名字了。她的记忆,就像一幅被一个调皮的孩子,用橡皮擦涂抹得一团糟的画卷一样。

 当时,给母亲也配了一个翻盖三星手机,她整天乱打一气。打的最多的是给我,也不管黑天白天,问她有事吗?她就说:“白晶啊,你快来救我吧,我不行啦。”我急急跑到父母家,一眼就能看出母亲是在佯装。

因为幻觉,母亲有时还有恐惧症,她总是说有人要害她,常常把自己反锁到卧室里不出来,也不让别人进去。后来发展到要跳楼逃脱,幸亏所有门窗之前都经过了特殊处理。但有一次,母亲还是因为想从厕所窗户跳出去,而把腿卡进了栏杆里。接到父亲电话,我紧急叫来消防人员,邻居也帮忙救助才得以脱险。有一个时段,所有家人都被母亲搞得手忙脚乱,生活混乱无序。

 我想,对任何病人,除了药物干预,亲人的陪护与人文关怀也至关重要,让生命愉悦和坦然,也会有效阻止病情发展,甚至会有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算起来,我们和母亲的病斗争也有十多年了,在父亲和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母亲语言功能得以恢复,又摆脱了轮椅。

    虽说小脑还在大面积萎缩,但我偶而能感知到母亲还有聪明的细胞在顽强地存活着。面对我这个“妈”,她懂得示弱,一会儿说她这疼那疼,这难受那难受,无非就是想让我安抚她亲近她。

我值班时,闲着没事,会和母亲聊天,这是她非常高兴的事。我假装有不懂的问题向她请教,她会沉浸在被看重的喜悦当中,认真地回答我。虽然语无伦次张冠李戴,但我还是给她大大的夸赞,母亲听到赞美之词,会流露出骄傲时特有的矜持。

一天晚上电视里播放老歌《红梅赞》,母亲瞪着两眼细听,我问她:“这首歌好听吗?”“好听。”我引导她:“是你年轻时读过的小说《红岩》里的故事,唱的江姐。”母亲立刻说出:“她叫江竹筠。”我听后大吃一惊。还有一次,我想起一首诗的上句“独上高楼,”如何也想不出第二句,一旁痴痴望向我的母亲竟然接出下句:“望尽天涯路。”我又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母亲立刻续上。我接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兴奋地接上:“母行千里儿不愁。”                                             

 这样的灵光一闪,我们当做母亲大脑里短路的线又瞬间对接上了。

 接下来我们“母女”俩在家中的对白,那又是一番情景了。

“你姓啥?天天来,咱俩啥关系啊?”我说:“近亲。”

“我想起来了,你是我妈。妈呀,咱住的宾馆一天多少钱?”因为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应付了事:“100。”

“还真不贵。”

“妈,窗外有动静,强盗不会来吧?”明明是楼上邻居走动。

“孩子们都回来了吧?”不知道她指的是哪些孩子。

有时我更正她,我是你大姑娘,你是我妈。她抿嘴一乐:“你是我大姑娘?我生过孩子呢?”

“不止生过。

“我爸妈去哪了?”

“你的父母都去天上四十年了。”

她一脸的惊讶:“我爸妈都没了?”然后,她涨红着脸,憋着眼泪,我立刻意识到一定又尿裤子了。

于是,又是一番重新的换洗。

我认真地问过母亲:“这世界上你最想谁?”

“我爸。”

“那你还记得你爸的名字吗?”

“白青格日勒图。”父亲的蒙古名字,被不会讲蒙语的母亲倒背如流。

“你说的这人是我爸,他是你的老伴儿。”

“是我爸。”

 母亲努力的以她的思绪在寻找,寻找曾经与她生命息息相关的亲人。明明挨着父亲坐着,还问我:“你爸去哪儿了?”父亲这一个人,被母亲一会儿“你爸”“我爸”来来回回转换着。看来在母亲心目中,她最想找的“我爸”就是我们的父亲,只不过她把父亲和丈夫这两个对于母亲而言最看重的角色叠合到了一起。

 母亲最不该忘记的人,是她的爱人。但残酷的是,母亲偏偏就把我们的父亲最先忘了。

    有一天我正上班,一个陌生小伙子被母亲紧紧拉着手不放,无奈地走进我办公室,父亲跟在身后,母亲的神情像走丢很久的样子,我立刻明白母亲一定又不认识身边的父亲了。这类事已经发生很多次,我接待过很多好心人,有警察、学生、退伍兵。我谢过那个小伙子,小伙子对我说:“我奶奶也是这病,糊涂。”

果然,母亲急切地指着父亲对我说,“白晶,和你说个事儿,这个老头一直照顾我,无微不至,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你爸去哪儿了?你得把他找回来啊。”我让母亲坐下,又示意父亲去趟厕所,父亲照办。当父亲再次出现我办公室门口时,我让母亲回头。“你看谁回来了?那不是我爸吗?”母亲定睛细看过父亲后说:“老白,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母亲从另一个时空又回到了现实。

 母亲生病初期,特别喜欢饰品。最能让母亲安静的,就是给她戴各种饰物。每天被折磨的苦不堪言的父亲,像寻找到神器一般,一个劲儿地给母亲买各种廉价的手饰。母亲手指头上,手腕上,脖子上,真真假假,花花绿绿。母亲像一个被娇宠的小姑娘,乖乖地在一旁不停地摆弄这些物件。有一次,拉母亲去医院体检,觉得她手腕上戴的实在太多了,看上去很是滑稽。我用了半个钟头劝说,母亲才肯退下三个。到医院,医生检查,让摘下手套围脖,然后需要做心电图,挽起袖子。这一摘一挽,让医生见识到奇怪的一幕,直直看着我。我会意地对医生点一下头笑着说:“这还临时取下来几个呢。”医生明白了,哭笑不已,勉强在母亲手腕上找出点儿空隙,夹上了监视器。

 家,是母亲最不能安心的一个词。我们一直以为,母亲总念叨回家,可能是想回我们童年时曾住过的老家,那里四间半的房子和庭院还在。为了却母亲的愿望,索性,我开车拉父母还有小妹白婷走了三百多里路,在那个已经很久无人居住等着政府拆迁的老屋——保康,住上一晚。当临街大道上车辆来来往往很是吵嚷时,母亲的一句话,让我们全体都晕了。“这地方咋这么闹呢?我要回家,回保康。”

 母亲曾从家里走失多次。每次把母亲找回来时,问她到底想去哪儿?母亲嘴里还是那句“我要回家”。

母亲真的是彻底失去了心中的乐园。

怎么努力,也不能再让母亲清醒,重回现实中来了。

母亲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够不到她,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再也听不到母亲经常教导我的那些话:“是非之话不说,是非之人不交。”“人有难时,不能落井下石。”“与人为善,多帮助贫苦的人。”……    

  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让母亲和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了两个世界,彼此难以沟通和抵达,中间没有可以搭的桥梁,我们彼此都在河的两岸,可望而不可及。人在年老体衰或生病时,除了是对自我精神意志的较量和抗衡,对儿女和其它人,潜移默化,无疑也是一种教育。

    家庭成员之间,面对双亲的衰老和疾病,也都有机会重新认识了自己和彼此。

    从生命的角度上说,我们出生便与病结缘,又无可逃脱地日渐老去,而医院却不是万能的去处。

 

“医学还很年轻”,当我知道了这句话后,就不再把所有医病的希望都寄托于医院和药物,也不再心怀对医生能力的质疑。苦是人生,生命原本无常。我们只能选择把心安住当下,尝试以爱的方式,经历属于我们的每一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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