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骄》的文学史价值

                   

            于东新

 

通辽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当代文坛上有这样一些醒目的名字:孙犁、刘绍棠、玛拉沁夫、魏巍、高洪波、郭雪波、冯苓植、邓九刚、贾漫、王磊、张守仁、火华、包明德、哈斯乌拉、张斤夫、白雪林等等。无疑,他们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或学者,他们为煌煌巨制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人物都曾和一个地区刊物有着不解之缘,那就是通辽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天骄》。他们中许多人的作品都曾刊发于《天骄》,如孙犁的文学专论《庚午文学杂记》、刘绍棠的长篇小说《运河桨声》,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草原》,都曾在《天骄》与世人见面。巴根、杨文环、徐文海等也都通过《天骄》这个舞台一试锋芒,从而驰骋文坛!近年来,《天骄》又推出三位80后作家:君华、周静、陈萨日娜,他们的作品在《天骄》发表后,先后被国内重要的文学载体所转载或刊发,有的还获得了国内重要的文学奖项,俨然如升起的文学新星,其成绩被文坛所日益瞩目。

一、小舞台,大天地

无疑,《天骄》是一个小舞台。她原名《科尔沁文学》,1978年创刊,1990年改名为《天骄》。其办刊时间长达33年,几与共和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同步,至今已出版了147期!147期的《天骄》厚厚地摞在那里,泛黄的书页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三十余年间共和国、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经济社会文化的伟大变迁,见证着这十余年来通辽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上那些美丽神奇、认真执著的生命乐章和文学梦想。所以,我说,《天骄》是小舞台,但她承载的却是大天地!

《天骄》自创刊以来,她最大的贡献是为通辽市、内蒙古,乃至全国培养、扶持了许许多多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和剧作家,她拥有着老中青三代作者群,如今这个庞大的作者群体遍布城乡、牧区、大中专院校——可以说不仅是科尔沁草原,甚至是全国的各个地区。《天骄》在1992年第4期卷末有这样的话:“纷繁漫长的人生,让文学与您为伴,步入文坛多彩世界,《天骄》是最好的桥梁。”这近似一种宣言,几十年来,《天骄》人就一直践行着这个宣言,践行着文学的“二为”方针,来源于民间,服务于民众,锻造着人民的艺术家,可以说,《天骄》就是草根社会的文学家园。无论王阵、王磊主编《科尔沁文学》的时代,还是王笑、杨文环、白晶主编的《天骄》时期,他们始终坚持着这个宗旨,为通辽的文艺事业、为科尔沁草原的艺术繁荣做着坚定而扎实的努力。套用当下时髦的话:“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正是几代《天骄》人的不懈努力,许许多多的作家、学者如鲤鱼跃龙门,走出了科尔沁,走向了全国。因此,我们说,《天骄》的小舞台实际盛装的确是许多人关于外面世界的大梦想!

 “《天骄》——新老作家的知己,文学骄子驰骋的天地。”——这是1991年第1期《天骄》的卷末语,这也是几代《天骄》人所努力去做的。他们将《天骄》的阵地作用、传播功能发挥到了最大,将这块小小的舞台伸展到了极远的地方,甚至参与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和构建。不妨以19901992三年的《天骄》为例: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冰心先生,不顾年高,199010月欣然为《天骄》题词:“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泪”(1991年第3期),名满天下的文学老人对《天骄》这个边远地区的内部刊物寄予了厚望;著名作家、“荷花淀派”代表人物孙犁先生不仅为《天骄》题写刊名,还在1991年第1期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文学专论《庚午文学杂记》;著名作家方纪、高晓声也分别在1991年第2期、第4期寄语题词,高晓声说:“草原博大多姿,文学也应如是”。不仅如此,许多文坛名家,不嫌《天骄》名气小,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刊发于《天骄》之上,如邓九刚的小说《夜行列车》(1991年第3期)、高洪波的散文《故乡柳桃花》(1990年第2期)、《红领巾的感觉》(1992年第1期)、《故乡的珍珠湖》(1992年第3期)、张守仁的散文《致晓春》(1991年第1期)、《雪夜和沙漠》(1992年第3期)、徐福铎的报告文学《她的中国心》(1990年第3期)、郭雪波的文学评论《沙漠的思索》(1991年第1期)、哈斯乌拉的文学评论《文学创作独白》(1992年第1期)、包明德的随笔《“座谈会”上的几件轶事》(1992年第2期)、冯苓植的文学评论《草原需要文学新人》(1992年第2期)以及张斤夫的理论思考《树立与时代同步的小说创作意识》(1992年第3期)、《生命意识的感觉描写》(20001-2合刊)等等,都在《天骄》上与世人见面。由此可见,《天骄》以自己这方小小的园地,却将光和热直接发散到全国的文学阵地上去,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骄傲的建设者之一。

 二、绿叶的情怀,默默地托举

20001-2合刊上,主编杨文环就明确地说:“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壮大作家队伍,繁荣文学创作,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从1990年代的“文学新星”,到当前的“星宇新客”栏目,多少年来《天骄》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文学新人的关注和培育。她以绿叶的情怀,以对文学事业的虔诚,默默地托举着本地区众多文学青年的梦想,托举着科尔沁草原文学的未来。

首先,《天骄》选稿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大力奖掖文学新人的创作。农民作者田牧林就是明显的例子。他原名叫田文宏,是科左中旗的一个普通农民,初中文化。曾于1990年冬和1993年秋两次孤身南下闯荡,后回到家乡。自云:“每日放羊、种地、看书,以此了此残生。”就在他人生陷入低谷之时,19946-7合刊《天骄》刊发了他的短篇小说《覆辙》。受到鼓励的田牧林,而后似有一发不可收的气势,成为《天骄》的主要作者之一。可以说,对于这样一个草根文学青年,《天骄》敞开了宽广的胸怀,表现出相当的涵容和鼓励,从20001-2合刊开始,《天骄》还连载了田氏的长篇小说《草莽英雄》,如此器重一位出道不久的小说家,这在《天骄》办刊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关于这部小说,编辑曾有这样的一段按语:“农民作者对当下农村的生活理解自然有他的深刻之处。这部小说的长处不在于他写得有趣好读,而是将过去经常被作家忽略的人物当成主角来写”。包容之心、奖掖之意溢于言表。

青年小说家肖勇,如今已是通辽市创编室的专业作家。近年来,其创作势头颇健,成为通辽地区重要的青年作家,比如其长篇历史小说《满都海斯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月)一出版,就获得了文坛的广泛好评。但追溯其成长的历程,《天骄》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1994年第5期,《天骄》“文学新星”栏目刊载了肖勇的短篇小说《梦醒时分》,肖勇由此进入通辽文坛的视野。为了奖掖这位文学青年,一年后,《天骄》刊发了著名学者、内蒙古民族大学周双利教授的文学评论《谈肖勇的几篇小说》(1995年第4期),为他的创作加油鼓劲。

秉承《天骄》一贯的办刊传统,在白晶任主编的三年时间里,《天骄》在文学新人的培养上依然下了很大功夫。她和她的团队开办了“星宇新客”的栏目,继续大力提携文学新人,君华、周静、陈萨日娜,便是《天骄》近年推出的80后作家的代表。周静的散文《河水泱泱》于2008年第3-4合刊的《天骄》上发表,后被《民族文学》所关注,并以《往事飘过河流》(2010年第4期)为题转载。陈萨日娜的爱情小说《情缘》发表于《天骄》2010年第2期,该小说原是以蒙文写成,后被作者自己译成汉语,是《天骄》将它介绍给了更多的读者,此文在2010年获得了自治区“朵日纳”文学奖。君华是三人中成绩最大的,这位湖北籍的内蒙古民族大学新闻系学生,自从其小说《玩具》和《花衣裳》先后被《天骄》(2009年第3期、)刊发以来,其创作就进入了活跃期。如替他盘点一下,就可看出他的锐利气势:其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如今已在《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文艺报》、《诗刊》、《中国铁路文艺》、《中国青年报》、《时代文学》、《青春》、《飞天》、《草原》、《朔方》、《当代小说》、《黄河文学》等十几种期刊上发表,并被《小说选刊》、《读者》、《青年文摘》等多次转载。他的作品获得了第二届华语校园网络文学大赛小说组金奖、曹禺杯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以及湖北省微型小说大赛金奖等多种奖励。对于一个年仅24岁的年轻人来说,我想,其前途当不可限量。

当然,上述青年作者所取得的不凡成绩,主要是其个人的天分和扎实努力的结果,但不容否认,饮水思源,《天骄》最初的激励与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记得当年(1928年),还是文学青年的巴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小说《灭亡》投稿至著名的《小说月报》,是当时的编辑叶圣陶慧眼识珠,给了青年巴金以从事文学事业的勇气。所以,晚年的巴金在回想起这件事时说:“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小说(按,指《灭亡》)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这是巴老名篇《我的责任编辑》中的第一句话,其感恩的心情于此可见。事虽有大小之别,但意义却是一样的,《天骄》之于青年作者何尝不然?

三、文心雕龙,成绩斐然

147期的《天骄》刊载了数以千计的文学作品,是三十三年来科尔沁文学成就的生动展示,更是众多的科尔沁文学家关于文学、人生、文化、生命……的庄严思考和执着探求。作为当代文坛创作的一个窗口,这些作品显示出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有的甚至是研究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史料和有价值的文本,个案研究如孙犁研究、刘绍棠研究、魏巍研究等,文体研究如诗歌、小说、散文研究等,昭示着《天骄》文学的不凡实绩。

1.《天骄》作品直面人生,反映了科尔沁草原宽广而深邃的历史和现实,是一曲波澜壮阔的科尔沁史诗

如果对《天骄》所选文本做一总体梳理,就会发现其严肃的现实主义色彩,无论是王磊、黄锦卿、张世荣、郝桂林等赤诚诗人,还是杨文环、刘建军、方纲等冷峻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或是查干、仁钦道尔吉、布和德力格尔、巴根等蒙古族写手,他们的创作指向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科尔沁草原历史和现实的深沉关注,对火热的革命与建设生活的诗性表述,有的是以火一样的激情歌颂新时代,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人新事,有的犹如一曲草原长调,书写了草原人诗意而忧伤的生活和情感历程,还有的描写了千百年来农牧民的悲苦命运以及对人生的不屈抗争。这许许多多的作品犹如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科尔沁人民波澜壮阔的生命史诗。

不妨以小说为例。我认为,《天骄》小说家的小说写得很严肃,很用心,他们不求花样,不赶时髦,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结构着每一篇作品,表达着他们对人生、对现实的真诚观照。正如周双利先生评价杨文环那样:“守护着缪斯的园地,写着作品的纯文学性,至今仍在努力精心构筑的是美文意义的文学文本。”(《构筑纯文学文本的作家》,见《科尔沁乡土文本研究》第92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天骄》小说家积极表现着他所观察与思考的现实生活,如方纲的《蛇盘地》,作者用史诗的笔触刻划了蛇盘地上整整三代人的历史及其命运,真实地再现了众多草原人的悲苦与欢乐,小说是中国大地上普通小人物的生命之歌。杨文环的《东蒙牧歌》、《泪痕,凝刻在荒原》、《多情的克鲁伦河》、《雪谷》,扑面而来的是风雪交加的茫茫雪原、猎狗拉着的雪橇、那瞪着绿荧荧眼睛的饿狼、草浪起伏的花的草原以及“坐在古老得每前进一步都要发出阵痛般哀鸣的勒勒车”。这亘古以来就存在的茫茫草原,是无数蒙古族儿女的生命舞台,他们人生的悲喜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演着。再如布和德力格尔的《青青的群山》,它再现了内蒙东部地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十年文革”时期蒙汉民族同极左思潮所进行殊死斗争之可歌可泣的生活。它既展示了民族的灾难,也反映了民族的复兴与繁荣,描写了蒙古族儿女追求真理、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上述三个小说家只是科尔沁小说家的代表,正是这种对文学事业的认真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思索,他们的小说简直成了科尔沁草原历史人生的形象画卷。

不仅如此,科尔沁小说家还为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精彩、鲜活的“这一个”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人物艺术画廊。如刘建军笔下的温凯、苏毓敏(《情人规则》)、方纲笔下的魏老狗、陆老大、哑巴、疯姑娘(《蛇盘地》)、布和德力格尔笔下的吉博呼郎(《青青的群山》)、迟君笔下的二河、秋红(《远晴》)以及姜彦化塑造的巴力吉尼玛、旺丹(《神井》)等等,从官员到平民,从汉人到蒙古族,从知识分子到农牧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这是一条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其命运轨迹组合起来就是一部宏伟的史诗。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了现实中的某一类人,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有的达到了典型化的程度,显示出作者对命运、对人生探索的深度和广度。

2.艺术追求注重民族性,显示着科尔沁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除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天骄》文学在艺术上还有一个重要特质就是浓郁的民族性和乡土文化的气息。黑格尔在论及史诗时指出:“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美学》第三卷107页)可见,民族性是构成史诗的重要要素。《天骄》文学的民族性,首先表现在对民族生活的内容和景象的书写上。这在张世荣的诗歌、巴根、布和德力格尔等人的小说,以及那些书写科尔沁风土人情的散文里都有十分显豁的体现。比如诗人张世荣在《草原是首歌》中这样写道:晨风传送着动听的歌,套马杆牵来七彩的云朵,百灵鸟衔来黎明的星星,驼铃儿唤醒熟睡的勒勒车。啊,草原多迷人,草原是首歌。”“晚霞烧红西天的云河,毡房里飞出动人的传说,风车儿转着草原的憧憬,篝火儿点燃牧民的新生活。啊,草原多迷人,草原是首歌。读着这样的诗,使我们恍如置身于大草原上:茫茫的草原,无边的绿色,如云的羊群,还有那蒙古包、勒勒车、牧羊人、萨日朗花……。我们眼前出现的是蒙古草原的浪漫风情画。如此美丽的民族风情图、地域民俗画,是科尔沁文学家所擅长描摹的。

不仅如此,《天骄》文学的民族性特征最重要表现是对民族文化心理最形象、最本质的反映,并以此来形象而深刻地传达出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在布和德力格尔和巴根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周双利先生认为,《青青的群山》是通过塑造典型民族人物的典型性格来表现蒙古族的文化心理与性格的。而蒙古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又是通过民族风俗、宗教礼俗的描写表现出来。同时,这种民族性,还表现在文学的叙事方式和语言技巧上(《简论<青青的群山>的民族艺术风格》,见《科尔沁乡土文本研究》第73-75页)。先生有详细的阐释,此不赘述。此其二。其三,《天骄》文学的民族性还体现在对质朴刚健、雄浑豪放艺术风格的追求上。再以张世荣的《驼铃声声》为例:驼铃声声振沙梁,驼铃伴着春风唱;一步一棵垂杨柳,一步一棵沙打旺。驼背擎起一峰绿,驼队播下好春光。驼铃声声振沙梁,驼铃伴着飞鸟唱;一步一眼清泉水,一步一座新帐房。大漠又添一层绿,驼队踏响新乐章。”质朴的诗句里包蕴着的却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般的雄浑豪壮。而这种民族性风格的追求,其实并不是作者故意用力的结果,这是科尔沁文学家发自内心的表达,他们以自己是科尔沁人而骄傲自豪,张世荣在《科尔沁人》中这样唱道:“无论我走到江南塞北,无论我走到城市乡村,我都忘不了你呀,我的家乡科尔沁。那里有碧波荡漾的草海,那里有牛羊漫撒的畜群,那里有奶茶飘香的毡房,那里有搬山赶月的牧民。啊,每当我想到了你,就想到了祖国;每当我梦见了你,就梦见了母亲。因为我哟,是土生土长的科尔沁人。”其对草原家乡的深厚情谊跃然纸上。所以,文学的最高境界绝不是故作艰深的新奇,而是自然平实中那份发自心底的赤子真诚,所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之谓也。

3.艺术手段多样化,透视出科尔沁文学非凡的审美水平

一般人的印象,《天骄》这样的地方文学刊物,其文学艺术的水平应该不会太高,其实不然。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维·什克洛副夫斯基指出:“艺术由手法的总和构成。”()所以,衡量一部艺术作品水平的优劣,一个重要的指数就是艺术手段如何。而《天骄》文学的艺术手法却是多样化的,并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还是以小说为例。首先,在叙事策略上,《天骄》小说家的手法多样而纯熟,有的冷静深邃,作者犹如冷静的医生手持着手术刀毫不留情地解剖着人性的优劣;有的风格幽默,带着马克·吐温式的调侃,观察着、描述着生活的离合悲欢;还有的写得气势磅礴,作者犹如成竹在胸的大匠,大处着笔,小处落墨,将故事和人物叙写得酣畅淋漓,感人至深。不仅如此,他们还谙熟“陌生化”的艺术原则。“陌生化”是俄国批评家雅各布逊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学前置其媒介物的主要目的是生疏化,或陌生化。换言之,文学靠打乱语言述说的一般表现方式,使得平常所认知的世界‘变得陌生’,从而更新了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作为有志于文学创造的《天骄》作者们,他们以一种非凡的雄心与勇气写出了别人笔下没有的故事和人物,并在风格与技巧上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如方纲的小说,其表现的常是“陌生化”的世界——塞外荒原上的沙村、牧场与小小的乡镇。这里既苍凉而又有原始的野性,“连绵的沙坨象静止凝固的荒海浪涛”(《青青胡杨林》),河流也有个很怪的名字:“北老河”,“它象一条巨蟒穿过荒漠丘陵与原野草地交错的地带,伸向辽阔的大草原”(《残碑》)。而人物也非同一般:除了农民、牧人以外,有猎手、采药者、烟农以及盲流、逃难者,还有酒鬼、赌徒、盗墓者、巫婆、土匪,并且小说家还往往让人世间的不幸者出场,如罗锅、哑巴、侏儒等。这样作者就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艺术世界里。杨文环也是驾驭“陌生化”原则的高手,他的代表作《炮手》、《魏家堡遗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情节与人物的传奇性。魏家堡里的人们,有争强斗狠土匪出身的恶霸,有富甲一方的土财主,有号称善人实为伪君子的医生,也有被土匪洗劫后沦为教书先生的落魄者以及可怜的妓女、贫民等。就在这样充满悬念的环境里,人间的悲喜剧上演了:大女人嫁小丈夫、按族规处死通奸女人、公公霸占儿媳、儿媳被逼当了土匪头子、豪绅恶霸勾结土匪甚至日军,他们相互残害,最终一起走向了毁灭。魏家堡故事折射出旧时代塞外草原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剪影,也反映出小说家驾驭故事、表现生活的不凡功力。再次,作品的情节结构上,小说家们十分注重技巧的设置和安排。《穿过大脑的子弹》是以两条线索的交叉进行来结构全篇,情节上悬念接着悬念,疑点贯穿着疑点,一直将读者引领到故事的结局。《魏家堡遗闻》则是分别以一个又一个人物为核心,形成单独的子系统,如“魏王氏”、“魏赵氏”、“魏爷”、“魏拐子”、“魏三儿”,在此基础上又组合为母系统,并以此来结构全篇。而巴根《成吉思汗·情狩》则以“情狩”为叙述角,即从成吉思汗同他的妻妾的悲欢离合的视角来表现成吉思汗的统一大业。落实到具体的叙事方式上,它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叙述者犹如全知全能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不动声色,悄悄地躲在人物与人物事件的后面,娓娓地说着故事。但到了关键时刻,他又会站出来,犹如我国古典长篇历史小说的“史官”或故事讲述者,显示出文学传统在巴根创作中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如将科尔沁小说的优秀文本置于当代文学史的小说画廊里,隐去作者及其他背景信息,来个“新批评”式的艺术评判,那么,科尔沁小说完全有实力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有价值的存在。

四、草原乡土文化的深情守望

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斯主张:诗歌(文学)创作应把握现实的特殊性。因为普遍性只能在特殊性中找到,世界性只能在地域性中找到,所以地区性是唯一的世界性,我想这正是《天骄》办刊的特色,即具有地区风格和民族气派。这是《天骄》与外面的世界对话的底气,也是她之所以对当代文学史、文化史做出贡献的原因所在。

1978年的创刊号起,《天骄》人就非常注重对科尔沁乡土文学的培育,对草原乡土文化寄予了深深的情愫。如稍作梳理的话,结论即不难得出:在1990年的第12期上,《天骄》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叫“科尔沁草原笔会小说专辑”,分别刊载了王继国、方纲、赵宇、平原、陈操、侯凤仪、王耀、巴根等八个作者的八篇小说,同时还设了“哲里木诗坛”的栏目,以此展示通辽地区诗人的创作情况。并且,还不定期地开办“蒙译汉”栏目,专门推介用母语来写作的蒙古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如布仁巴雅尔的《凌空飞翔的凤凰》(901期)、韩套高的《朝莫尔更》(904期)、包金山的《路边的马兰花》(91年第2期)、策·洛岱丹巴的《遗嘱》(91年第3期)以及布和德力格尔的《大海,母亲》(91年第4期)等。而后,《天骄》又不失时机的在1993年第3-4合刊上,推出了“天骄作家群”的称号,并于此期开始举办“天骄作家群报名作品选登”栏目,陆续刊出本地区文学家的优秀作品。关于其背景和用意,其“编者按”说:“为繁荣哲盟文学创作,我刊组建‘天骄作家群’活动发起后,得到全盟新老作者热烈响应,纷纷投稿予以支持。从本期起,我们将择优陆续刊出。一代新人倍出,实力浑厚的哲盟作家群正在崛起。”也就是在这一期,《天骄》一口气刊载了3篇小说、3篇散文和17首诗歌,可见其对繁荣科尔沁文学的信心和抱负。1994年,《天骄》除了继续关注传统的文学创作以外,还开始关注通辽的经济建设以及文人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心态变化,所以本年度的《天骄》刊发了许多反映经济生活、先进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中国承受开放》(王林)、《哲理木,你缺少什么》(邵延枫)、《实干家纪事》(石天)、《路在脚下君行》(胡志军)、《纵横自有凌云笔》(金天明)、《奉献着之歌》(德士明)等等,也正是在这一年起,《天骄》刊登了商业、企业的广告。这些都透视出《天骄》人在经济大潮到来之时的思考和取向,以及试图以文学干预本地区生活的努力。

1995年,《天骄》第六期刊载了《长篇小说<成吉思汗>六人谈》和《长篇小说<青青的群山>研讨会摘要》,以此来显示科尔沁文学创作的实绩。巴根的长篇小说《成吉思汗·情狩》(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3月)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著名文学评论家高洪波、谢永旺、特·赛音巴雅尔、雷达等纷纷就这部小说的民族特色、思想深度、艺术风格等发表中肯的意见,指出了科尔沁文学创作的光明前景。布和德力格尔的长篇小说《青青的群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10月)也在北京成功地召开了研讨会,王蒙、冯牧、张锲、唐达成、吉狄马加、哈斯乌拉、雷达、孙武臣、何镇邦、关纪新等文坛俊彦纷纷莅会,以如此高规格、高层次的评论家阵容,本身即昭示了这部小说的成绩,同时也是对多少年来科尔沁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而这两位作家自然属于“天骄作家群”之列,是其中的优秀代表。1996年,为呼应即将到来的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天骄》专门开辟“文学之窗”栏目,以检阅“我盟文学创作最新成果,反映本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最新业绩”(1996年第2期卷首语)。其他的,《天骄》从九十年中期代起,还开设了一个名曰“通辽谭故”的栏目,陆续推出了怀念家乡、书写通辽民俗文化的系列散文,其中以续维国、关俊利等为代表,如续维国的《闲聊茶馆》、《火炕》、《漫说大车店》,关俊利的《消失的童年游戏》、《乡村的碾房》、《家乡的打瓜》等,后来续氏结集出版了《玩味老通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6月),关氏则出版了《乡村牧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83月),唤起了众多读者关于家乡、关于乡土文化的美好情感。还有,杨文环等人还组织编写了“天骄文库”、“科尔沁文化丛书”,尤其是后者,已先后出版了三辑,其中的《科尔沁萨满文化》(色音)、《科尔沁博文化》(白翠英)等,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瞩目,为研究、宣传科尔沁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科尔沁历史名人孝庄皇后的研究,也有重要成果问世,如王明义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孝庄》(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对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等诸多学界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可信的见解,新人耳目,为学界所推重。

事例实在太多了,限于篇幅不再赘举。由此可见,在这三十三年的岁月里,《天骄》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一直以繁荣科尔沁的文学事业为办刊天职,为通辽市文化大市这一巨大工程的建设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通辽地区,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也正是这种出于对草原乡土文化的深沉眷恋,使得《天骄》团结了各民族的作家,培养了具有科尔沁文化特色的优秀文学群体,如胪列一下就会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如诗人张世荣、黄锦卿、郝桂林、杨青、仁钦道尔吉、郑道远、阿古拉泰、白晶等,小说家、散文家王士美、杨文环、刘建军、徐福铎、布和德力格尔、巴根、方纲、查干、于天红、徐文海、姜彦化、侯凤仪、迟君、续维国、孙毅、苏莉、肖勇、浩日沁夫等等。正是这些人,使得科尔沁草原的文学创作多姿多彩,充满活力,富于乡土气息和民族气派。也正是这些人,为通辽地区的文学事业,甚至为内蒙文坛,为当代文学史的构建,默默而忠诚地做着不凡的工作,发光散热。正如鲁迅所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想,以此评价《天骄》以及“天骄作家群”也是适当的。
当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像《天骄》这样传统的文学媒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作者群、读者群都在缩小,其影响力也正在减弱。但即使在如此困难的语境下,《天骄》人并未退缩,依然奋力前行,尽其本分,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2007年,《天骄》出了“双培双带”专刊,对通辽市万余名复转军人的人生状态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尤其对通辽市军分区开展的“将复转军人培养成致富能手,带出一条致富门路;将优秀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带富一方群众”活动(简称“双培双带”)进行了重点关注,再现了致富路上复转军人中那些先进人物的创业精神;2008年,《天骄》又出版了“民营之星专刊”,对通辽地区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史,以及他们为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艺术的观照。这些都表现了《天骄》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积极参与的热情和反映时代精神的努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传统纸质媒体受到巨大挑战的今天,《天骄》人将继续弘扬一直遵奉的办刊传统,坚守理想,迎接挑战,用她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下一个三十年,下一个147期,为科尔沁草原的文化事业、为当代文坛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于东新(1968-),内蒙古通辽市人,河北大学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民族文学研究。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独立完成或参与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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