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头儿

 

   作者:杨文环

 

几年以前读过杨争光的一本书,书中有篇名为《赌徒》的小说,故事现在已很模糊,但开头的一段却仍然十分清晰——荒寂的大漠里走着一个牵骆驼的穷困脚夫,风沙很大,天像个灰盆,地也像个灰盆,这个被扣在灰盆里的脚夫不孤单不悲凉,嘴嚼沙粒走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装有一个“想头儿”。“想头儿”是西部土话,东北方言是“念想”。老人们常说人有念想才有奔头,讲的说是这个意思。这个片断很有意味,像段寓言,似乎浓缩了人生全部感受,令人挥之不去。

追寻自己的“想头儿”,虽然不是走在大漠里,但同样是天地灰蒙蒙的感觉。东北小城,少年时光,似乎应有些金色和快乐,然而生动起的,却是钻进臭哄哄的猪圈喂猪食;到二大壕上搂柴草;去郊外农民收割完的田地翻土豆抠地瓜。最深刻的娱乐活动莫过于弹玻璃球、扇片(pia)几。记得当时许多同龄伙伴都有长大要当解放军的“想头儿”。但是我却没有。不是智商低,是家庭出身不好,“政审”像道闸门从父亲那里开始就关住了许多“想头儿”。不过人生在世不可能没有“想头儿”,只是时间早晚。我的“想头儿”明显要比一般人晚一些,大概是在小学快毕业了,一个长大要写书的“想头儿”终于悄悄降临。

这个“想头儿”起因很简单。我经常要帮姥姥家挑水,和姥姥住在一起的大舅藏有许多书,看书便成了我干活的奖赏。那些书在当时都属“禁书”,一般人看不到,有《野火春风斗故城》、《青春之歌》、《红楼梦》、《水浒》等等。其中,给我震撼极大的是一本《镰刀弯弯》,一本《海防少年》。两本书描绘的都是少男少女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令我神往,令我沉迷,一到夜晚就幻想自己成为书中的某个人物。从此,我的生活因书而丰富起来,就像一道阳光照在头顶,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快乐。书的魅力,使我崇拜写书的人,同时也就产生了“想头儿”——将来我也要写书!

这个“想头儿”刚刚萌生,父亲就交给我一把小提琴,说,练琴吧,将来有一技之长,免得日后下乡回不了城。父亲毕业京城高校,支边来到关外,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当工人。天地落差,人生体味该是很深吧。我虽然很难理解父亲的苦心,但多少也明白现实赋予我的未来,除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会有第二条路可选择。“想头儿”替代不了现实,练琴或许是我日后的出路。我先是跟在歌舞团拉琴的表姐学,后来又拜一位陶氏高手为师,从《霍曼》、《开塞》到《顿特》等等拉了许多枯燥乏味的国外教材。我的苦练没有白费,初中一毕业,就进了歌舞团,成了一名职业演奏员。

“想头儿”这东西真的很顽固,就像一粒种子,不管晒干了多少年,有了时机就要生根发芽。高考恢复后,我觉得机会来了,业余偷偷啃读中学课本。1979年,我终于考上大学中文系,小提琴一扔,开始认真地朝着写书的“想头儿”努力。

这时候,我的大舅也成了当地一家文艺刊物的编辑,可谓天时地利。每鼓捣出一篇习作,我就首先送给他审阅。从大一到大三,浪费的稿纸足足有一麻袋。1981年底,我又将一篇名为《天鹅曲》的小说送去。他看后,转交给《科尔沁文学》的小说编辑江浩,并对我说这篇小说他感觉不错,再请名家看看,是不是这块料在此一举了。不久,江浩骑自行车找到学校宿舍,还把我领到站前一个小洒馆。我当时肯定是一副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样子。因为江浩发表了很多小说,在本地非常有名气,正经八本的作家。我记得很清楚,江浩当时抽的是伍角钱一包的青城牌香烟,一边请我喝酒,一边问我的情况。他给我讲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包括一些写作体会,使我后来获益非浅。转年3月,《科尔沁文学》“处女地”栏目发表了我的小说。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不知不觉写了二十多年。人,也从激情青年迈进不惑中年,个中甜酸苦辣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有一点我始终清醒,那就是想归想,作归作,成不成还须另说。杨争光那篇小说中的脚夫,“想头儿”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脚夫再怎么想,最终人家还是爱上了另外一个“赌徒”。文学也是同理,你爱她,她不见得爱你,尽管你出了很多的书,是不是真正摸到了缪斯的脚,还需要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感谢上苍,使我选择了一条自己喜欢的生存方式,面对世俗的各种诱惑还能维系一种平和的心态。至于是否成功,除了努力还得加点运气。好在小说大师契诃夫说过,有大狗叫也有小狗叫。权且自己是一只小狗,将所悟人生老老实实融入作品,不追时尚,不耍花枪,但愿能给读者带来一点“想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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